第935章 老鼠药（上）
容易受欺负的人身上带有一种标记。这是真的。这种标记不是气味，不是相貌，甚至也不是衣着打扮。它总是在一些人们平常不去想的地方透露出来。对于许多从乡下进城读书的孩子来说，这种格格不入往往是在需要掏钱的时候浮现出来的。似乎周围的同学吃的用的都是好的，生活中从来没有烦恼。
其实这点是错的，城里孩子还是要上学和考试，而且竞争一年比一年激烈，可那是氛围上的问题。他们好像觉得那些公路、商店、高楼和商店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去洋餐厅吃饭也是副松弛自在的态度，仿佛什么人早就教过他们用餐规矩了。真的，他们从来不主动承认，但小刍却认定了有这样的事。城里孩子们已经在背地里建了套外人不懂的规矩，在那些不冷不热的微笑和言语后，他们的意思不止表面上露出来的那些。有时他按照老家的习惯做事，比如把午餐的菜全拌进饭里。这有什么不对？可那时他就觉得旁边的同学，尽管假装垂着眼睛不看他，眉毛却悄悄皱起来。他们刻意地摆出副鸡啄米的样子吃饭，仿佛是他的存在倒了他们的胃口。但是他不敢再那么做了。他只在心里想念老家的奶奶。
还有各种各样的事。其实都是小事。偶尔飘过他耳朵的几个词，那些来不及收起来的眼神和怪脸，或者无意义地在他旁边多绕的几步路。这些鸡零狗碎的小事，他自己大部分时候也不会想起来。只有当他是一个人的时候，在公交车站孤零零地瞧着流血的夕阳，或是缩在被窝里听着外头父母的争吵时，那一个个微小的瞬间才会回到他心里，让他觉得胸膛里有个巨大的漩涡。他害怕天亮，害怕去学校面对那些隐晦的眼光，害怕自己永远都是个读不懂规矩的外人，像只在晚高峰车流旁惶惶不安的野狗。
可他的确是个外人。在这座城市里是这样，在家里也是这样。父母是不会明白他这可笑的恐惧感的，他们辛辛苦苦地卖货，或是在自家美容院里起早贪黑地干活，才能在高高的水泥楼里买下一间房子，然后把他送进城里的好学校。他们连他未来几十年的人生都规划好了：读初中，读高中，上大学，找个城里女孩结婚，生本地户口的孩子（最好是两到三个，至少有一个儿子）。这个规划是完美的，无可置疑，他们想不出小刍到底有什么可怕的。曾有一次他畏畏缩缩地把自己的感觉告诉妈妈，而她告诉他这不过是他多心。旁人的眼光根本无关紧要，等你赚钱了，出息了，成功了，这一切自然就会改变。
妈妈是不可能的害他的……但成功的那一天距离小刍实在太远了。他不知道在此之前他还要这样过多久，最早也要到高考结束的那天吧？或者大学毕业的那天？那时他就长大了，能成为一个无所畏惧的人，自如地处理一切此刻叫他害怕的事。可那实在是太久太久了，他需要一天一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苦熬，熬到所有事情都能自己做主的时候。那一天对小刍来说还很远，但在他心目中却有一个独立的榜样。
在这座冷漠而古怪的都市里，只有蔡绩是他的朋友。他们是同乡，几乎算得上发小，虽然小刍很早就被父母送来市里读书了。他对故土的记忆总是家门前的高粱地，还有爷爷奶奶坐在房门前的矮凳上做农活的样子。而蔡绩来这里并不为读书。他是来打工的，在一家同乡所开的修车店里。他和小刍哪里都不同，只有一样是他们共同的感觉，那就是他们是外来者。蔡绩比他还讨厌这里，讨厌给高楼挡住的天际线，讨厌城里人脸上那种笑。但是他也不怀念故乡——他家里没有什么人了。
小刍的父母不跟他细讲老家的情况，他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那些事：如果你家里没人了，同邻居一起规划好的公共排水沟会莫名其妙向你的田地挪动；收获前后的夜里甚至白天都会有人去你家的田里挑拣；还有无止境的闲话。村子里的人可不会只是用眼神瞧瞧你，所以就像小刍的父母问他的，同学盯着你看又怎么了？在这对夫妻眼里，城里孩子都是娇生惯养的废物，外表机灵实则蠢钝，正像那些指甲长长无事可做的有钱女人抱在车座里的哈巴狗，没有半点吃苦和斗争的精神。只要努努力，干得比他们都成功，这些眼神早晚会变成嫉妒。而且他们也不能像乡下的亲戚那样一听你发达就伸手管你要钱，要你安排工作和住宿，否则他们就会在乡里传播流言，鼓动人们故意在你养鸡鸭的地方撒老鼠药。
一直有传言说蔡绩的叔叔是因为误食老鼠药而死的，他的叔爷爷是个傻子，或是个疯子（这两者的主要区别是会不会张嘴咬别人的脸）。这两件事小刍不知道真假，因为蔡绩没有说过，是他暑假回老家时自己听说的。在“情报宣传站”里——他父母经常这么叫村口那家人的前院，仿佛觉得这个说法很好笑——总是坐着好几个人，他们成天在那里说话，眼睛盯着每一个进出村子的人，估量人们做了什么，是否高兴，或者每天挣多少钱。
很少有秘密能掠过村庄而不被这些眼睛看见，被看见的秘密也绝不会被这些人的牙关堵在肚子里。他们传播闲话，其中有真也有假，终归言辞都是没有影子的，那些嚼舌头的嘴也不能叼走自家的鸡鸭。可小刍害怕这些人，怕他们用发光的眼睛盯着他发问，问他上什么学校，在学校里排名多少，将来能做什么工作，是不是忘了村里还有他的亲人。他嗫嚅着不知该如何答话，这时他们就会提到蔡绩，去城里挣钱的小子。他们叨叨地说，有些人自己发达了，享福了，就会忘了帮衬过他的老乡。在他那个妈跑了以后，还不是邻居们的照看才叫他能长大。难不成还是他那个给他找了后娘的爹？可是蔡绩却是个白眼狼，攀到高枝就不回头了。逢年过节他也不带礼物回来。
然而有时他们说出来的话又反过来：城里是个险恶的地方。城里生活的人都奸滑而冷漠，是吃人骨头的虎穴，绝不会有村里那样热心肠的邻居。在那里干活也处处都是陷阱，花言巧语地骗你说能挣钱，其实却是要占尽你的便宜。你在城里是不可能堂堂正正地挣着钱的，而蔡绩这种不会来事的小子就注定只会吃亏。他恐怕混得不好，怕被后娘和她的几个孩子奚落，所以才年年都不敢回来。
小刍越听越糊涂。他总是觉得自己看到的世界和听到的东西并不相干，甚至他听到的世界也是破碎的，彼此冲突和矛盾的。他们为到底什么那样说？为什么说得那么起劲？这一切都含含糊糊，混混沌沌，而没有人愿意跟他解释清楚，甚至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发问。他总是感到自己很笨，在考试范围以外的地方，每一件事都让他不明白。他的身体也很笨，总是打翻这个撞倒那个，跑不了几步路膝盖就疼得厉害。医生说他的半月板有问题，他不知道什么是半月板，但他父母不喜欢这个诊断。他们觉得终归是他太懒而缺乏锻炼的缘故。
所以，到头来他只和蔡绩说话。当他难过的时候，恐惧的时候，他就假装要参加晚自习，实则在黄昏时坐上那路车厢最长，长相最笨拙的公交车（他觉得每辆车都长着不同的面孔，并且他也能看出它们的美丑）。公交车会一直开下去，从高楼林立人群喧闹的地方渐渐远离，穿过野地和黑黝黝的河沟，甩开被卡车包围起来的重重叠叠的箱山（堆场这个词他也是从蔡绩那儿学来的）。一直到夏季的太阳半沉入西面工厂的屋顶下，他才在倒数第二站下车，沿一条铺砾石的烂泥路走过河岸。
路总是湿的，即便在不下雨的日子，两边的商铺或民居会把废水泼到门外的路上，水面闪着油脂状的斑斓光泽。曾有一次他被水泼到了，白沫留在跑鞋上，洇湿的裤脚散发出腥臊味。他还听见高处有粗哑的笑声，心里害怕起来，从此在这条路再也不敢耽搁，永远是低着头匆匆忙忙地奔过。因而他不能确切说出这些店是干什么的，肯定有一家是造门窗的。好几个傍晚有人坐在店门口，用电动刨木机在连排木框上来回，木屑如雪花堆积在路边。空气里全是木头和油漆的气味。有时他们也焊接金属，簇簇白金色的火花沿着框架飞溅，是另一种怪味道（后来他知道那也许是臭氧）。那些电焊火花真漂亮，像过年时点燃的烟花，但大人总警告他不能久看，不然眼睛就会坏掉。
但是火花在电焊工人手中迸溅，这一幕久久地留在小刍心底，像舞台上的魔术演出，或者电视里的神仙施法。他觉得这些手握火花的人拥有力量，尽管他父母告诉他做这些事没有出息的，干苦力活的都是远远不如在学校里佝偻背脊，带着厚重眼镜的下等人。他从来不跟家里说自己去找蔡绩玩的事情，因为在他父母眼中，汽修店学徒当然也是混不出头的下等人。
可是小刍不觉得下等人是什么坏事。蔡绩懂得很多，也很有本事。虽然他大约只比小刍大个三四岁，却不需要父母照顾，自己就能养活自己。他住自己的，吃自己的，在修车店也不会有人拿古怪的眼神看他。这在小刍看来就是有本事的人。他觉得自己宁愿在修车店里当一名满身油灰的技工，有活儿时就使劲地干，没活儿时就坐在店里头喝着啤酒，用那台厚重的老电视看球赛或电影。他们都说这些体力活儿很辛苦，可是在小刍眼里店里的工人却过得很快活，至少很简单。他们干活就是干活，累就是累，休息也就是休息，从来不用担心上一次考试的成绩是否会叫老师对你皱眉。他们不顺心的时候就大声说粗话，骂人或是吐唾沫，不必费心思去猜。
在所有工人当中，蔡绩是年纪最小的，起初只能给车补漆，调色或是上腻子，要么把扎进轮胎里的东西起出来。后来他开始学钣金，把铜钱状的焊垫一个个打进凹陷的翼子板。他会一边跟小刍说话，一边逐个拉扯焊垫，做出筋线，再用锤子平整板面，抹去孔洞。这整个过程在小刍看来都奇妙万分，如同一场神秘的巫术仪式。当凹陷的金属面恢复如新，他感到自己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康复。那个被烦恼与恐惧击打得七零八落的自我在这场仪式中得以疗愈了。他想到即便自己不能成为学校里最成功的学生，那也并不说这世上就只有无尽的劳累和痛苦。蔡绩就活下来了，并且也能干些很有意思的活计。
他当然不会以为这样的生活是完美的。虽然汽修店里并不缺乏笑声，有时是因为一个转得跟陀螺似的方向盘，有时是因为某扇天窗打开时总会发出放屁似的怪声。他们的苦恼也摆在眼前，像是送来维修的特种车找不到现成的配件（在这一带似乎总是有这种情况，没多少人把款式正流行的好车送到这犄角旮旯来）；干的活儿又累又脏，有时还要挨骂，工资却似乎永远都不够花。工人们几乎不讨论未来，至少不像他父母那样热衷于规划。
他们也谈到回老家盖房子，或者相亲找对象，那对小刍来说都是只存在于词汇中的事情，永远不会真正实现。因此，汽修店的日子将会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他会跟蔡绩说学校里的那些人，说老师总喜欢在课上谈论自己那个读市重点的儿子，还有将来的世界将会多么艰苦。
大部分时候总是他说，蔡绩则边干活边听着，衣服上全是乌黑的油垢，染过色的头发耷拉到脑袋后边。他不大吭声，可是小刍知道他确实在听，因为他偶尔也会给一两句评语。他管那些对小刍露出奇怪微笑却从不肯在食堂靠近他的同学叫作“依仗家世作威作福的小人”，还说“有钱人连路上看见一坨狗屎都会以为配不上自己的身份”。这些话当然都是不好的，至少学校里的老师不会喜欢听见，可小刍却忍不住觉得很好玩。他的父母也会骂城里人，也会对着马路上开过的豪车发出羡慕而鄙夷的叹息，揣测会不会是某个官员的亲戚，但他们谁也没有蔡绩说话时的那种调子。
这其中的不同小刍很难讲清楚，但他仍然认为蔡绩就是和其他人不一样。尽管他们都是平凡、庸碌又无知的人，都是这世界上最不起眼的小蚂蚁，蔡绩也比他更懂得如何应付这个叫他们讨厌的世界。曾有一次他在汽修店附近遇到过同学，当对方看到他跟汽修工们坐在一起说话时，脸上的表情惊讶极了。那里头也许有轻蔑和嫌恶，可至少在那个瞬间，小刍也发现了畏惧。那个总是在班里谈论旅游与电子游戏的男生只是把视线匆匆掠过蔡绩身上，脸上是一种不想引起对方注意的空白神情，旋即便低下头专心致志地走路。那种专注分外刻意，活像电视剧里的人正在穿过悬崖间的断桥。有个汽修工突然朝他喊一声，问他是不是裤裆拉链夹住了毛。整个店里的人哄堂大笑，那男生的背脊像被棍子揍了似地抖动一下，旋即则拔腿飞奔而去。
那时小刍感到说不出来的快意，与此同时还有一股子内疚与恐慌，因为他几乎不做违反规矩的事。但他仍然不明白是什么让那个男生飞快地逃离，仿佛店里坐着的不是些干瘦又贫穷的工人，而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强盗。是他们手上那些时常用来敲打翼子板的铁锤？是那身洗不去油渍和汗臭的工服？是蔡绩那乱糟糟的头发和根本不值钱的饰品？仿佛真的是。尽管蔡绩并不高大，身材几乎是瘦巴巴的，可只要打扮得不一样，城里的孩子便会害怕他，就像害怕花色艳丽的蜘蛛。
后来蔡绩告诉他，从村子里来的孩子都是这么干的，他们要显示他们有自己的圈子，绝不是对着城里人卑躬屈膝的乞丐，也要向村子里证明他们见过世面，懂得田地与庄稼之外的世界。他们既不属于这头也不属于那头。也许有人会觉得他们古怪，荒唐，但是他们并不在乎。别去在乎别人怎么看你，而是要用轻蔑压倒对方，把他们那些自以为雷打不动的规矩当成狗屁——而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活着，并不能叫你真的无法无天。在汽修店里干活的人从来也不干犯法的事，因为最要紧的是挣钱养家。他们也不必不像小刍的父母那样琢磨如何避税，或是怎样跟工商的人攀交情。他们只是终日埋头在轮胎与翼子板旁边，直到汽修店倒闭的那一天，他们也还是那个样子，没有任何人想过动手。
那一天小刍不在场。有许多事都是后来他从蔡绩口中听说的。他听说了事情最初的情况：那辆车被送来时到处都是刮痕，像是用刀子刮的，轮胎的缝隙里满是呕吐物，还有酒瓶的碎渣；客人许诺会给的报酬很丰厚，但态度却很恶劣，并且警告他们不许多嘴。其实没人想多嘴，更没人想到要报警，哪怕他们在清洗车厢时从座位底下发现了一些没标签的药片，几条沾着血迹和脓水的毛巾。这的的确确不关他们的事。他们苦恼的是那辆旧车的配件实在难找，而那些零零碎碎的破坏也叫人头痛。曾有一次修理时小刍来了，坐在店外的石墩旁和蔡绩说话。那是距离汽修店倒闭不到一个月时的事情，可那天傍晚小刍却觉得很愉快。他们说的都是些开心的事。小刍在说学校附近的书店刚进了一批漫画，有些是二手的，但卖得很便宜。他长大后也想当个书店主，上班时也是成天看书。蔡绩却告诉他书店迟早都是要倒闭的。将来人们只会在网上看东西，就像地铁里再也不会有人看纸质报纸了。
他断言说如果要开实体店就该卖吃的喝的，因为只有这些你是不能永远从网上买的。没人喜欢天天吃不新鲜的东西，就像没人喜欢一个人闷头在家喝酒——关于这点小刍不免有点怀疑，因为他爸爸就喜欢关起房门自己喝酒，并且咒骂任何在那种时刻打扰他，试图和他说话的人。他妈妈告诉他那是因为辛苦工作的缘故，他爸爸的工作总是在不停地说话，不停地对着空洞洞的枪口似的摄像头与闪光灯扮出笑脸，这一切的牺牲全是为了他。因而小刍已经抱定了决心，他日后必须做的是不需要说话与陪笑的工作，这样一来在下班后他就会愿意说话，会陪自己的孩子聊天，而不是关起门喝酒。他也问蔡绩如果自己也当汽修工人是否能够胜任。蔡绩冷冷地咧嘴笑了一下，肯定是在嘲笑他说傻话。不过小刍并不在意，因为蔡绩的确懂得的比他多，而且他总是有什么说什么，绝不会嘴上一套心里一套。
蔡绩跟他说修车可不是什么好出路，辛苦只不过是小问题（对小刍的膝盖来说就不算小问题了），重点是当所有手艺学完以后，你就很难再找到上升的机会了。单子的数量总是那么多，而老板从乡下找来的学徒总是更比老人有精力、能吃苦，所以他是没法指着这个挣大钱的。而且他要留在城里，尽管他和小刍一样讨厌那些四四方方的天空与人挤人的公交车，可他在那青山如画的故乡同样没有立足之地。事情早就无力回天了。也许是从蔡绩的父亲癫痫发作掉进水塘的那一天，也许是与他们有土地纠纷的那家人在婚宴前买起豪车的那天，这些飘荡在老家风中的谣言对小刍来说完全是支离破碎，互不相干的，它们唯一说明的事实是蔡绩实际上已经无家可归。
他和小刍一样，都必须想方设法在这片水泥与钢铁浇筑起来的蜂巢里生根。每当这些念头模模糊糊地出现在小刍心里时，他竟然觉得很高兴，并且一点也不认为这里头有什么矛盾。如果他的一个同学家里死了人，他会按照老师说的那样安慰对方，摆出同情和难过的模样，可是蔡绩并不是某个路边的陌生人，而是唯一一个能跟他讲话的同龄人。所有不幸的乡间故事都那么遥远，唯有黄昏的汽修店是真实的，是他能摆脱孤独、倾诉心事的地方。而正因为蔡绩无家可归，汽修店的真实将永远持续下去。
夕阳落进了工厂烟囱的缝隙之间。蔡绩放下锤头与焊垫，走进店里去找形状合适的垫铁。小刍坐在石墩上，面上是讷讷的表情，心里翻搅着他隐秘的喜悦与茫然。有一个背着吉他的男生从店前的砾石路上走过，小刍盯着他肩膀后头露出来的琴包，想象里头其实藏着许多老鼠药与刀具。这时对方也抬起头，他们的视线撞到一处，小刍看到了他进城以来最亲切的一张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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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点是错的，城里孩子还是要上学和考试，而且竞争一年比一年激烈，可那是氛围上的问题。他们好像觉得那些公路、商店、高楼和商店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去洋餐厅吃饭也是副松弛自在的态度，仿佛什么人早就教过他们用餐规矩了。真的，他们从来不主动承认，但小刍却认定了有这样的事。城里孩子们已经在背地里建了套外人不懂的规矩，在那些不冷不热的微笑和言语后，他们的意思不止表面上露出来的那些。有时他按照老家的习惯做事，比如把午餐的菜全拌进饭里。这有什么不对？可那时他就觉得旁边的同学，尽管假装垂着眼睛不看他，眉毛却悄悄皱起来。他们刻意地摆出副鸡啄米的样子吃饭，仿佛是他的存在倒了他们的胃口。但是他不敢再那么做了。他只在心里想念老家的奶奶。
还有各种各样的事。其实都是小事。偶尔飘过他耳朵的几个词，那些来不及收起来的眼神和怪脸，或者无意义地在他旁边多绕的几步路。这些鸡零狗碎的小事，他自己大部分时候也不会想起来。只有当他是一个人的时候，在公交车站孤零零地瞧着流血的夕阳，或是缩在被窝里听着外头父母的争吵时，那一个个微小的瞬间才会回到他心里，让他觉得胸膛里有个巨大的漩涡。他害怕天亮，害怕去学校面对那些隐晦的眼光，害怕自己永远都是个读不懂规矩的外人，像只在晚高峰车流旁惶惶不安的野狗。
可他的确是个外人。在这座城市里是这样，在家里也是这样。父母是不会明白他这可笑的恐惧感的，他们辛辛苦苦地卖货，或是在自家美容院里起早贪黑地干活，才能在高高的水泥楼里买下一间房子，然后把他送进城里的好学校。他们连他未来几十年的人生都规划好了：读初中，读高中，上大学，找个城里女孩结婚，生本地户口的孩子（最好是两到三个，至少有一个儿子）。这个规划是完美的，无可置疑，他们想不出小刍到底有什么可怕的。曾有一次他畏畏缩缩地把自己的感觉告诉妈妈，而她告诉他这不过是他多心。旁人的眼光根本无关紧要，等你赚钱了，出息了，成功了，这一切自然就会改变。
妈妈是不可能的害他的……但成功的那一天距离小刍实在太远了。他不知道在此之前他还要这样过多久，最早也要到高考结束的那天吧？或者大学毕业的那天？那时他就长大了，能成为一个无所畏惧的人，自如地处理一切此刻叫他害怕的事。可那实在是太久太久了，他需要一天一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苦熬，熬到所有事情都能自己做主的时候。那一天对小刍来说还很远，但在他心目中却有一个独立的榜样。
在这座冷漠而古怪的都市里，只有蔡绩是他的朋友。他们是同乡，几乎算得上发小，虽然小刍很早就被父母送来市里读书了。他对故土的记忆总是家门前的高粱地，还有爷爷奶奶坐在房门前的矮凳上做农活的样子。而蔡绩来这里并不为读书。他是来打工的，在一家同乡所开的修车店里。他和小刍哪里都不同，只有一样是他们共同的感觉，那就是他们是外来者。蔡绩比他还讨厌这里，讨厌给高楼挡住的天际线，讨厌城里人脸上那种笑。但是他也不怀念故乡——他家里没有什么人了。
小刍的父母不跟他细讲老家的情况，他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那些事：如果你家里没人了，同邻居一起规划好的公共排水沟会莫名其妙向你的田地挪动；收获前后的夜里甚至白天都会有人去你家的田里挑拣；还有无止境的闲话。村子里的人可不会只是用眼神瞧瞧你，所以就像小刍的父母问他的，同学盯着你看又怎么了？在这对夫妻眼里，城里孩子都是娇生惯养的废物，外表机灵实则蠢钝，正像那些指甲长长无事可做的有钱女人抱在车座里的哈巴狗，没有半点吃苦和斗争的精神。只要努努力，干得比他们都成功，这些眼神早晚会变成嫉妒。而且他们也不能像乡下的亲戚那样一听你发达就伸手管你要钱，要你安排工作和住宿，否则他们就会在乡里传播流言，鼓动人们故意在你养鸡鸭的地方撒老鼠药。
一直有传言说蔡绩的叔叔是因为误食老鼠药而死的，他的叔爷爷是个傻子，或是个疯子（这两者的主要区别是会不会张嘴咬别人的脸）。这两件事小刍不知道真假，因为蔡绩没有说过，是他暑假回老家时自己听说的。在“情报宣传站”里——他父母经常这么叫村口那家人的前院，仿佛觉得这个说法很好笑——总是坐着好几个人，他们成天在那里说话，眼睛盯着每一个进出村子的人，估量人们做了什么，是否高兴，或者每天挣多少钱。
很少有秘密能掠过村庄而不被这些眼睛看见，被看见的秘密也绝不会被这些人的牙关堵在肚子里。他们传播闲话，其中有真也有假，终归言辞都是没有影子的，那些嚼舌头的嘴也不能叼走自家的鸡鸭。可小刍害怕这些人，怕他们用发光的眼睛盯着他发问，问他上什么学校，在学校里排名多少，将来能做什么工作，是不是忘了村里还有他的亲人。他嗫嚅着不知该如何答话，这时他们就会提到蔡绩，去城里挣钱的小子。他们叨叨地说，有些人自己发达了，享福了，就会忘了帮衬过他的老乡。在他那个妈跑了以后，还不是邻居们的照看才叫他能长大。难不成还是他那个给他找了后娘的爹？可是蔡绩却是个白眼狼，攀到高枝就不回头了。逢年过节他也不带礼物回来。
然而有时他们说出来的话又反过来：城里是个险恶的地方。城里生活的人都奸滑而冷漠，是吃人骨头的虎穴，绝不会有村里那样热心肠的邻居。在那里干活也处处都是陷阱，花言巧语地骗你说能挣钱，其实却是要占尽你的便宜。你在城里是不可能堂堂正正地挣着钱的，而蔡绩这种不会来事的小子就注定只会吃亏。他恐怕混得不好，怕被后娘和她的几个孩子奚落，所以才年年都不敢回来。
小刍越听越糊涂。他总是觉得自己看到的世界和听到的东西并不相干，甚至他听到的世界也是破碎的，彼此冲突和矛盾的。他们为到底什么那样说？为什么说得那么起劲？这一切都含含糊糊，混混沌沌，而没有人愿意跟他解释清楚，甚至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发问。他总是感到自己很笨，在考试范围以外的地方，每一件事都让他不明白。他的身体也很笨，总是打翻这个撞倒那个，跑不了几步路膝盖就疼得厉害。医生说他的半月板有问题，他不知道什么是半月板，但他父母不喜欢这个诊断。他们觉得终归是他太懒而缺乏锻炼的缘故。
所以，到头来他只和蔡绩说话。当他难过的时候，恐惧的时候，他就假装要参加晚自习，实则在黄昏时坐上那路车厢最长，长相最笨拙的公交车（他觉得每辆车都长着不同的面孔，并且他也能看出它们的美丑）。公交车会一直开下去，从高楼林立人群喧闹的地方渐渐远离，穿过野地和黑黝黝的河沟，甩开被卡车包围起来的重重叠叠的箱山（堆场这个词他也是从蔡绩那儿学来的）。一直到夏季的太阳半沉入西面工厂的屋顶下，他才在倒数第二站下车，沿一条铺砾石的烂泥路走过河岸。
路总是湿的，即便在不下雨的日子，两边的商铺或民居会把废水泼到门外的路上，水面闪着油脂状的斑斓光泽。曾有一次他被水泼到了，白沫留在跑鞋上，洇湿的裤脚散发出腥臊味。他还听见高处有粗哑的笑声，心里害怕起来，从此在这条路再也不敢耽搁，永远是低着头匆匆忙忙地奔过。因而他不能确切说出这些店是干什么的，肯定有一家是造门窗的。好几个傍晚有人坐在店门口，用电动刨木机在连排木框上来回，木屑如雪花堆积在路边。空气里全是木头和油漆的气味。有时他们也焊接金属，簇簇白金色的火花沿着框架飞溅，是另一种怪味道（后来他知道那也许是臭氧）。那些电焊火花真漂亮，像过年时点燃的烟花，但大人总警告他不能久看，不然眼睛就会坏掉。
但是火花在电焊工人手中迸溅，这一幕久久地留在小刍心底，像舞台上的魔术演出，或者电视里的神仙施法。他觉得这些手握火花的人拥有力量，尽管他父母告诉他做这些事没有出息的，干苦力活的都是远远不如在学校里佝偻背脊，带着厚重眼镜的下等人。他从来不跟家里说自己去找蔡绩玩的事情，因为在他父母眼中，汽修店学徒当然也是混不出头的下等人。
可是小刍不觉得下等人是什么坏事。蔡绩懂得很多，也很有本事。虽然他大约只比小刍大个三四岁，却不需要父母照顾，自己就能养活自己。他住自己的，吃自己的，在修车店也不会有人拿古怪的眼神看他。这在小刍看来就是有本事的人。他觉得自己宁愿在修车店里当一名满身油灰的技工，有活儿时就使劲地干，没活儿时就坐在店里头喝着啤酒，用那台厚重的老电视看球赛或电影。他们都说这些体力活儿很辛苦，可是在小刍眼里店里的工人却过得很快活，至少很简单。他们干活就是干活，累就是累，休息也就是休息，从来不用担心上一次考试的成绩是否会叫老师对你皱眉。他们不顺心的时候就大声说粗话，骂人或是吐唾沫，不必费心思去猜。
在所有工人当中，蔡绩是年纪最小的，起初只能给车补漆，调色或是上腻子，要么把扎进轮胎里的东西起出来。后来他开始学钣金，把铜钱状的焊垫一个个打进凹陷的翼子板。他会一边跟小刍说话，一边逐个拉扯焊垫，做出筋线，再用锤子平整板面，抹去孔洞。这整个过程在小刍看来都奇妙万分，如同一场神秘的巫术仪式。当凹陷的金属面恢复如新，他感到自己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康复。那个被烦恼与恐惧击打得七零八落的自我在这场仪式中得以疗愈了。他想到即便自己不能成为学校里最成功的学生，那也并不说这世上就只有无尽的劳累和痛苦。蔡绩就活下来了，并且也能干些很有意思的活计。
他当然不会以为这样的生活是完美的。虽然汽修店里并不缺乏笑声，有时是因为一个转得跟陀螺似的方向盘，有时是因为某扇天窗打开时总会发出放屁似的怪声。他们的苦恼也摆在眼前，像是送来维修的特种车找不到现成的配件（在这一带似乎总是有这种情况，没多少人把款式正流行的好车送到这犄角旮旯来）；干的活儿又累又脏，有时还要挨骂，工资却似乎永远都不够花。工人们几乎不讨论未来，至少不像他父母那样热衷于规划。
他们也谈到回老家盖房子，或者相亲找对象，那对小刍来说都是只存在于词汇中的事情，永远不会真正实现。因此，汽修店的日子将会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他会跟蔡绩说学校里的那些人，说老师总喜欢在课上谈论自己那个读市重点的儿子，还有将来的世界将会多么艰苦。
大部分时候总是他说，蔡绩则边干活边听着，衣服上全是乌黑的油垢，染过色的头发耷拉到脑袋后边。他不大吭声，可是小刍知道他确实在听，因为他偶尔也会给一两句评语。他管那些对小刍露出奇怪微笑却从不肯在食堂靠近他的同学叫作“依仗家世作威作福的小人”，还说“有钱人连路上看见一坨狗屎都会以为配不上自己的身份”。这些话当然都是不好的，至少学校里的老师不会喜欢听见，可小刍却忍不住觉得很好玩。他的父母也会骂城里人，也会对着马路上开过的豪车发出羡慕而鄙夷的叹息，揣测会不会是某个官员的亲戚，但他们谁也没有蔡绩说话时的那种调子。
这其中的不同小刍很难讲清楚，但他仍然认为蔡绩就是和其他人不一样。尽管他们都是平凡、庸碌又无知的人，都是这世界上最不起眼的小蚂蚁，蔡绩也比他更懂得如何应付这个叫他们讨厌的世界。曾有一次他在汽修店附近遇到过同学，当对方看到他跟汽修工们坐在一起说话时，脸上的表情惊讶极了。那里头也许有轻蔑和嫌恶，可至少在那个瞬间，小刍也发现了畏惧。那个总是在班里谈论旅游与电子游戏的男生只是把视线匆匆掠过蔡绩身上，脸上是一种不想引起对方注意的空白神情，旋即便低下头专心致志地走路。那种专注分外刻意，活像电视剧里的人正在穿过悬崖间的断桥。有个汽修工突然朝他喊一声，问他是不是裤裆拉链夹住了毛。整个店里的人哄堂大笑，那男生的背脊像被棍子揍了似地抖动一下，旋即则拔腿飞奔而去。
那时小刍感到说不出来的快意，与此同时还有一股子内疚与恐慌，因为他几乎不做违反规矩的事。但他仍然不明白是什么让那个男生飞快地逃离，仿佛店里坐着的不是些干瘦又贫穷的工人，而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强盗。是他们手上那些时常用来敲打翼子板的铁锤？是那身洗不去油渍和汗臭的工服？是蔡绩那乱糟糟的头发和根本不值钱的饰品？仿佛真的是。尽管蔡绩并不高大，身材几乎是瘦巴巴的，可只要打扮得不一样，城里的孩子便会害怕他，就像害怕花色艳丽的蜘蛛。
后来蔡绩告诉他，从村子里来的孩子都是这么干的，他们要显示他们有自己的圈子，绝不是对着城里人卑躬屈膝的乞丐，也要向村子里证明他们见过世面，懂得田地与庄稼之外的世界。他们既不属于这头也不属于那头。也许有人会觉得他们古怪，荒唐，但是他们并不在乎。别去在乎别人怎么看你，而是要用轻蔑压倒对方，把他们那些自以为雷打不动的规矩当成狗屁——而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活着，并不能叫你真的无法无天。在汽修店里干活的人从来也不干犯法的事，因为最要紧的是挣钱养家。他们也不必不像小刍的父母那样琢磨如何避税，或是怎样跟工商的人攀交情。他们只是终日埋头在轮胎与翼子板旁边，直到汽修店倒闭的那一天，他们也还是那个样子，没有任何人想过动手。
那一天小刍不在场。有许多事都是后来他从蔡绩口中听说的。他听说了事情最初的情况：那辆车被送来时到处都是刮痕，像是用刀子刮的，轮胎的缝隙里满是呕吐物，还有酒瓶的碎渣；客人许诺会给的报酬很丰厚，但态度却很恶劣，并且警告他们不许多嘴。其实没人想多嘴，更没人想到要报警，哪怕他们在清洗车厢时从座位底下发现了一些没标签的药片，几条沾着血迹和脓水的毛巾。这的的确确不关他们的事。他们苦恼的是那辆旧车的配件实在难找，而那些零零碎碎的破坏也叫人头痛。曾有一次修理时小刍来了，坐在店外的石墩旁和蔡绩说话。那是距离汽修店倒闭不到一个月时的事情，可那天傍晚小刍却觉得很愉快。他们说的都是些开心的事。小刍在说学校附近的书店刚进了一批漫画，有些是二手的，但卖得很便宜。他长大后也想当个书店主，上班时也是成天看书。蔡绩却告诉他书店迟早都是要倒闭的。将来人们只会在网上看东西，就像地铁里再也不会有人看纸质报纸了。
他断言说如果要开实体店就该卖吃的喝的，因为只有这些你是不能永远从网上买的。没人喜欢天天吃不新鲜的东西，就像没人喜欢一个人闷头在家喝酒——关于这点小刍不免有点怀疑，因为他爸爸就喜欢关起房门自己喝酒，并且咒骂任何在那种时刻打扰他，试图和他说话的人。他妈妈告诉他那是因为辛苦工作的缘故，他爸爸的工作总是在不停地说话，不停地对着空洞洞的枪口似的摄像头与闪光灯扮出笑脸，这一切的牺牲全是为了他。因而小刍已经抱定了决心，他日后必须做的是不需要说话与陪笑的工作，这样一来在下班后他就会愿意说话，会陪自己的孩子聊天，而不是关起门喝酒。他也问蔡绩如果自己也当汽修工人是否能够胜任。蔡绩冷冷地咧嘴笑了一下，肯定是在嘲笑他说傻话。不过小刍并不在意，因为蔡绩的确懂得的比他多，而且他总是有什么说什么，绝不会嘴上一套心里一套。
蔡绩跟他说修车可不是什么好出路，辛苦只不过是小问题（对小刍的膝盖来说就不算小问题了），重点是当所有手艺学完以后，你就很难再找到上升的机会了。单子的数量总是那么多，而老板从乡下找来的学徒总是更比老人有精力、能吃苦，所以他是没法指着这个挣大钱的。而且他要留在城里，尽管他和小刍一样讨厌那些四四方方的天空与人挤人的公交车，可他在那青山如画的故乡同样没有立足之地。事情早就无力回天了。也许是从蔡绩的父亲癫痫发作掉进水塘的那一天，也许是与他们有土地纠纷的那家人在婚宴前买起豪车的那天，这些飘荡在老家风中的谣言对小刍来说完全是支离破碎，互不相干的，它们唯一说明的事实是蔡绩实际上已经无家可归。
他和小刍一样，都必须想方设法在这片水泥与钢铁浇筑起来的蜂巢里生根。每当这些念头模模糊糊地出现在小刍心里时，他竟然觉得很高兴，并且一点也不认为这里头有什么矛盾。如果他的一个同学家里死了人，他会按照老师说的那样安慰对方，摆出同情和难过的模样，可是蔡绩并不是某个路边的陌生人，而是唯一一个能跟他讲话的同龄人。所有不幸的乡间故事都那么遥远，唯有黄昏的汽修店是真实的，是他能摆脱孤独、倾诉心事的地方。而正因为蔡绩无家可归，汽修店的真实将永远持续下去。
夕阳落进了工厂烟囱的缝隙之间。蔡绩放下锤头与焊垫，走进店里去找形状合适的垫铁。小刍坐在石墩上，面上是讷讷的表情，心里翻搅着他隐秘的喜悦与茫然。有一个背着吉他的男生从店前的砾石路上走过，小刍盯着他肩膀后头露出来的琴包，想象里头其实藏着许多老鼠药与刀具。这时对方也抬起头，他们的视线撞到一处，小刍看到了他进城以来最亲切的一张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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